建川博物馆传承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,
更是一份中国人民独有的国家情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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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明特稿|四川有个人,他叫樊建川

发布时间:2018-04-06 被阅览数:33次 来源:樊晓敏

 

 

2018年4月5日,清明节

樊建川带头,向抗战烈士致敬

(一)

1946年5月27日,东京一片残破凄惶,一小支中国军队挎着卡宾枪,军容严整,步伐铿锵地行进在东京街头。

骄傲,荣耀,扬眉吐气......所有豪情万丈的词都不足以形容他们此刻的心情。

他们是中国军人,代表那亿万饱受蹂躏的中国人,代表中国,以先遣队的身份,以胜利者的身份,第一次踏上了侵略者的土地。

大多数人知道的是,这一天的背后,是长达十四年的苦战,和国破家亡的哀痛。

但太多的人不知道的是,由于内战的爆发,先遣队很快被召回国。

廖季威,彼时的他是中国驻日占领军参谋,他那枚刻着“中华民国十五年秋,购于日本东京”的印章,成了这段历史的唯一见证。

现在,这枚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印章和近千万件文物一起,静静地躺在建川博物馆内。

樊建川的博物馆。

(二)

樊建川有很多个绰号,袍哥,舵爷等等,都尽见他的江湖义气,豪气干云。但最常被人们叫的是樊哈儿,四川话 “傻儿”的意思。

不是一般的傻儿。

在他肆意成长的少年,父亲对他管教的最大原则是:打架不能输,一人一条命,是用来拼的!让他时刻都记着,要像个男人,一生要争气。

但行伍出身,一生多戕的父亲更多的把正直,坦荡和家国情怀等传给了他。这些品性汇在一起成为一种很重的责任感和荣誉感。

他一生都在拼,当兵施工时累得吐血。时至今日,年过花甲的他仍整日马不停蹄,一天睡不到五小时。

他也一直有惊人之举。

20世纪90年代,一桩新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:《市长摆地摊》。彼时的樊建川已是宜宾市常务副市长,在熙熙攘攘的街头,他帮一个民营企业家吆喝着卖芽菜。 别人讶异、赞叹,他只轻描淡写:我这不过是体验市场经济。

时间不长,他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报纸上,引起更大的轰动:《市长辞职众说纷纭》,年仅36岁,很快就要被提拔为市长的樊建川辞职下海。

樊建川解释说,当时每月三百元,他不敢贪污,又喜欢收藏,那点钱实在太少。

他经商也了不得。

十年间,他在四川房地产业已是名列前茅,有数十亿家身,曾进入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》前200名。他盖房子,可以赚一块他挣八毛,汶川大地震,一片废墟中只有樊建川名下的建筑屹立不倒,小区的业主们打着条幅感谢他。

可他又一次彻底放下,转身。

为了收藏。

不一样的收藏。

(三)

别人收藏古玩,收藏字画瓷陶,为风雅,为怡情,为升值。

而他收藏飞机残骸,收藏血浸透了的刀,收藏已有破洞的毛毯,甚至收藏数十吨的碉堡。

40年前在内蒙古当兵练习刺杀的樊建川

40年后,樊建川如愿收藏并穿上了一套军用制式护具

没有风雅,不会怡情,只有百年来,这个民族的痛得不能再痛的来路,沉得不能再沉的信史。

为了什么?

他说:中国十三亿人,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,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,敲响警钟,去做牺牲,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。

不想赘述他期间都经历了怎样的周折和付出了怎样心血。2005年8月15日,他的五个博物馆在四川大邑县安仁如期开放。

在他发言时,突降大雨,等他话讲完,雨就停了,稿子上还有斑斑雨痕,而且就博物馆那块地下了雨。

这个奇迹,录像、在场的上千人都可作证。

一定是那一刻,无数在天的哀魂、冤魂突放悲声、泪倾江河。

无法不落泪。

樊建川在微博晒了一张自拍,表情有些凝重,像是在仰天长叹

(四)

在日军暴行馆中,有几个漆黑污烂的大油桶,是樊建川从云南腾冲费劲周折才带回来的。

为了逼迫村民说出游击队的下落,日寇把他们放在油桶里面,用火煮、烧,上面漂了一层油花………

一个弹痕累累的梳妆台,见证了李幼霞一家三口的惨死......

一张性别难分的老人照片,更诉说了日寇让人难言的罪行,当年7、8岁的他在玩耍时,日本人把他小鸡鸡割下来,烤了......吃......

无数残破褴褛的血衣、弹孔尚存的冰冷钢盔、仍然可以发出尖利鸣叫的报警器、泛黄的战时良民证、血迹斑驳的日记本、冰凉刺骨的侵华纪念章、一张张有着或惊恐或愤怒面孔的照片......

每一样都让人扼腕长叹、血泪交进。每一件都是见证,都在控诉。

也不只是控诉,为了控诉。

在这个馆里还有上千封日军给家人的书信。

在书信中,他们也问:

爸爸的风湿好一些了吗?

妈妈你要多保重!

哥哥,我们的屋顶修了吗?

老婆你好辛苦......

孩子们你要认真读书......

他们也说想家,家乡,家人。

樊建川说,看这些信,他们也是人,他们也有温情,也有思念,你会觉得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没什么不一样。

他说,我们更该问的是,究竟是什么让这些见人就低头鞠躬,说话都小声的日本人,上了战场却成了疯狂的野兽,犯下那无数甚至不忍听的滔天罪行?

也有日本人在不停地自问。

盐谷保芳从1985年开始赴中国谢罪,前后多达20多次,仅到建川博物馆就有近十次。

他捐献了钢盔、军刀、瓷碗及日军史料等上百件侵华物证,每次都长时深深鞠躬,盐谷保芳说:

“现在,我真诚地向他们谢罪——在那场战争中,是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”

盐谷保芳向樊建川捐赠文物并鞠躬谢罪

盐谷保芳还和樊建川的岳父成为朋友,两个曾在战场上血拼的耄耋老人,一举杯就痛饮痛哭,心上布满的无数弹痕,任时光漫漫都无法磨灭。

暴行馆的设计者也是位日本人,日本最顶尖的建筑师矶崎新。

他的父亲当年是个左派,曾因反对日本侵华饱受折磨。他设计这个馆时,对樊建川说:你不给我钱我也做。

有些日本人找他麻烦,骂他,写信恐吓他。矶崎新不在乎,他说,我这个年纪不会考虑安危,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。

是的,与战争有关的从来都不只有仇恨。

(五)

80多岁的美国老人罗伯特.格鲁伯坐着轮椅来到中国,逢人就问,有没有专门的援华美军馆?

二战期间,他在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开轰炸机。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,他爱上了一位美丽的美军护士,又因战事不久就分开。等战争结束,他再找不到女孩的讯息,悲伤罗伯特.格鲁伯终生未婚。

当他终于在樊建川处找到国内唯一的援华美军馆时,问:樊先生,你这个大房子里全是美军的东西吗?

樊建川回答他:是。

80多次的老人一下子就嚎啕痛哭,挣扎着从轮椅上起来要给樊建川敬礼。罗伯特说,我的青春,我最好的青春和记忆都在中国,我最大的骄傲,为人类和平做的最大贡献,也是在中国。

他捐给了建川博物馆飞机服、奖章、证书,还有他和女友年轻时的照片,照片上的青年英气逼人,美丽的姑娘笑靥如花,像是,他们永远会有那么好的青春。

罗伯特回国后不久就去世了。

在这里痛哭的不只罗伯特,原美国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的老兵们不断来到这里。当他们看到高悬的二百四十八名飞虎队队员瓷板像 ,看到在中国作战时曾使用的装备,看到他们中的某个人在某一天、某一场地的飞机记录时,这些垂垂老者都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。

那是他们死亡如影随形的青春,那是他们有着火热的战斗的青春。

被如此清晰确凿的记着。

但很少有人知道,为了这份记得,樊建川曾付出了怎样的艰辛。

2007年冬天,樊建川四川宝顶山,宝顶山海拔4000多米,周围是莽莽原始茂林,百里无人烟,1944年一架美军战机坠毁于此。

樊建川和探险队在森林整整徒步四天,才到达白雪皑皑的宝顶山,他们住在山洞里,野兽四处跑,喝了就吃雪,终于在一个陡坡处发现了飞机残骸。

最惊险的是在昔日“驼峰航线”的搜寻。

1942年底,由于日军切断滇缅公路,大量的援华物资无法运进中国,而当时中国将近90%的军用物资全依靠这条路线。

为不懈作战,中美两国开辟了新的运输线:举世闻名的“驼峰”航线。

“驼峰航线”西起印度阿萨姆邦,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、高黎贡山、横断山、萨尔温江、怒江、澜沧江、金沙江、丽江白沙机场,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。

这条航线途经高山雪峰、峡谷冰川和热带丛林、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,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。

这是二战期间最危险的一条航线,唯有最优秀最勇敢的飞行员才敢于、能于飞行。

1944战况转折之前,飞行员们常是一天工作16个小时,至战争结束,65万吨物资经由驼峰航线抵达中国。

牺牲也无比惨烈。

单是美军拥有629架运输机的第10航空联队,就损失了563架飞机。近3000名飞行员在空中化为齑粉或坠落茫茫雪山。

樊建川说,这些异国的英雄们不能忘。

他几年间多次走进雪山,终于在2015年7月,和同伴们徒步十天九夜后,抵达若果冰川无人区,发现了编号41-24688的C-87型美军运输机遗骸,和28块美军飞行员的遗骨。

……

不能忘,不当忘。

不当忘的更有这片苦难土地的主人,那无数在极端悲愤中为守护民族尊严而战斗而殉身的先烈。

(六)

中流砥柱馆的入口窄小,出口豁亮,象征了八路军、 新四军顽强抗战的艰难和迅速成长。

在四壁回荡着悲歌的时空隧道里,满目都是历史的伤痕和英烈们慷慨悲壮的真切回声。

照片墙筑起了一条时空隧道,连接着历史和当下

这里有无数目光熠熠的热血青年,他们历尽颠仆,却如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的昙花,迅速阖上;这里有最早烧制“义勇军进行曲”歌词的彩瓷砚台,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的命令、延安整风运动学习笔记、“晋察冀边区军运”布驼袋等等,无一不是国家一级文物。

其中,有一名叫蔡良的新四军军官写给家人的数封家书:

“战争若一天天好转,我想请一短期的假回家来休养,但我又没积蓄一个钱”。

“总之小儿的决心,是与前一样,日本鬼子不驱出中国,儿就不回家”。

而诸多将领们用过的朴素的生活用品和武器,土雷、手榴弹,缴获的日本机枪….,游击队留下的一杆装满麦梗的步枪,更让人唏嘘和感慨。

装备如此简陋的军队,面对疯狂强悍的日寇,脊梁始终不屈不弯,也始终能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仍有必胜的勇气与信心。

一支弱小的军队何以成长?何以有再造乾坤的力量?中华文明历经百折千回,何以仍弦歌不缀?尽在其中。

樊建川说:我们不尊重先烈,后人定会抛弃我们。

先烈,当然还有英勇抗战的国军。

八年抗战中,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大会战二十二次,重要战斗一千一百次,小规模战斗三万八千余次,歼灭日军一百余万人。

没有一场不是血战、苦战、死战。

二战中,国军有273位将军阵壮烈牺牲,,樊建川将他们遗像烧制成瓷板,高高悬挂在正面战场抗馆入口廊道。他说这些将军先人,理当永远高高在上。

宋希濂将军的茶壶上烧制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的话:“如果战端一开,就是地不分男女,人无分老幼,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,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。”

一名叫张德志的上海市民在日记中真实记录了这种军心与牺牲:予登楼顶观望,惨状难言,可喜者,中国已变忍辱之态度,各忠勇士兵奋勇抗敌,为国牺牲,更可钦佩也。

对浴血奋战的中国将士表示钦佩的不仅是普通市民。仁安羌大捷展厅里有一张英国前首相“铁娘子”撒切尔夫人对刘放吾将军躬身致敬的照片。

1942年的仁安羌之役中,日军围困了约7000英军、美国记者和传教士,中国远征军113团奉令驰援,在团长刘放吾率领下,拼死向日军发起猛攻,以牺牲200多人的代价,解救了陷入绝境的英军。对此,英美人至今感念不止。

2011年马英九追补给刘放吾将军一纸《褒扬令》和一枚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。

刘放吾将军之子刘伟民先生到建川博物馆后,对着父亲的雕像一字一句宣读了《褒扬令》,这才正式赠予了建川博物馆。

是非天地可鉴,每一件物品都在诉说他们的抗争与尊严。

……

正面战场上有一支特殊的军队,樊建川觉得值得为他们单建一个馆。

(七)

“无川不成军”。

四川省主席刘湘本是军阀,常年陷于内战。全面抗战爆发时,他已身患严重的肺结核,经常大口吐血。很多人劝他静养,不必出征。

可刘湘说:打了多年内战,脸上不甚光彩,今天为国效命,恰可以日本人的血,洗清川军耻辱。

他带三十万军队出川,把四川让给中央。刘湘最终死在第七战区司令之位上,留下遗言:

“抗战到底,始终不渝,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,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!”

即将出征的战士用笔写下:不灭倭寇誓不还

但最让人热血奔涌的还属川军馆内一面白旗。

队伍出征前,北川的一位叫王者成的大爷将用白布制成的旗交给儿子,旗上赫然写着:

“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;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。”

“国难当头,日寇狰狞。国家兴亡,匹夫有分。本欲服役,奈过年龄。幸吾有子,自觉请缨。赐旗一面,时刻随身。伤时拭血,死后裹身。勇往直前,勿忘本分!”

正中间是一个苍劲有力的“死”字。

“死”之一字如此醒目,刺痛人心

穿着草鞋,背着大刀斗笠是川军最典型的形象,但有着誓死之志的川军却是抗战时期最能打的部队之一,川军的三名高级将领饶国华、王铭章、许国璋均是在力战不敌,弹尽粮绝之际,杀身成仁。

樊建川说最喜欢的一句名言,是王铭章牺牲前说的:“我死在这里很痛快”。

抗战胜利后,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:《感谢四川人民》。

里面有几组数字:至抗战终止,四川的总兵额达到了302.5万(作者注:占全国兵力的将近三分之一),64万多人伤亡;服工役的人总数在300万以上,贡献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。

参军人数,牺牲之烈,均居全国之首,服役人数,贡献物资,亦居全国之首。

不必多言,这些数字已说明,四川人民为抗战送出了多少血肉,付出了多少血汗,多少血泪。

是的,不仅是四川人民。

在这场捍卫民族生存与尊严之战中,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,无论是八路军、新四军,还是中央军、地方军,都在血战,都在殊死守卫家国。

樊建川为中华民族这种空前的同仇敌忾,空前的奋勇无畏深深感动。

他说,“我想停留在1937年中华民族唯一的一次团结上。”

(八)

壮士广场。

壮士广场占地一万平方米,俯瞰是一幅中国地图。广场中心是一个v字形的下沉式巨型凹槽,凹槽总长81.5米,宽45米,象征1945年8月15日。

在这上面庄严矗立着两百多个铁铸的塑像,他们有国共高级领导人,有左权、赵一曼、杨靖宇、高志航、张自忠等著名烈士,有彭德怀、贺龙、廖耀湘、薛岳等抗日名将,他们各自挺立在生前战斗或牺牲的战场:重庆、延安、华北、台儿庄、松花江畔…….

在制作张灵甫的塑像时,他的夫人王玉龄专程去现场守着,她说,你们不能把我老公做的不帅。

左权的女儿左太北,父亲为国捐躯时,她尚未出生。在这里,她抱着父亲的塑像痛哭:爸爸,我从来都没抱过你,在这儿,我抱抱你......

樊建川也塑了自己一个像,以一个小兵的形象,持着枪笔挺站在入口处,他为自己取名:壮士的哨兵。

樊建川为这个广场题写到:

“一起钢筋,一起铁骨。一起仰天,一起长啸。一起森严,一起壁垒。一起杀倭,一起驱鬼。一起冲锋,一起陷阵。一起前仆,一起后继。一起苦撑,一起待变。一起艰苦,一起卓绝。一起肝脑,一起涂地。一起成功,一起成仁。”

一起。生死一起。

(九)

死者无数。

生者也已寥寥。

老兵每一天都在凋零,让樊建川有一种非常沉重的紧迫感。他说老兵可以走,精神不能走。

他找到尚健在的四千多名老兵,印下他们的红手印,放大十二倍,边上刻上他们的姓名、部队番号、职务,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排山倒海般的手印广场。

樊建川说,我留下一个手印,就留下一份力量,一份记忆

在民族危亡关头,正是这些捉笔的手,挖煤的手,种田的手,变成了挥舞大刀、长矛的手,拿枪的手,投掷手榴弹、埋地雷、炸碉堡的手,挡住了侵略者的铁蹄,保全了中华民族的江山与血脉。

樊建川说:有一天,他们的身体离开,但他们印在透明玻璃上的手印将与日月同光。

那是清晰坚毅的民族掌纹,它们的每一处残缺,每一道脉络,都浸润着鲜血和泪水,都见证那段历史在中国人生命中留下的伤痕和烙印,都带着豪情,带着疲惫,带着悲壮。

也带着无限柔情与悲伤。

1936年,邱大明在四川宣汉当兵,爱上了驻地的姑娘李德芳并和她结为夫妻,新婚四个月后的一个深夜,他所在的部队突然开拔,出川抗日。

后来,后来他在战场上九死一生,政治运动中几经磨难。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妻子,但也从未忘记她。61年后,有人给他介绍一个老伴,一问,李德芳。 那一刻,两位老人都失声痛哭。

历经劫波又奇迹般重逢的老人,无论出门进门,甚至上厕所都手拉着拉手。邱大明流着泪说:我对不起她,她十几岁就把她给丢了。

现在,生命的冬天,他们珍惜每一分光阴,不敢再丢。

手拉手,莫失莫忘,莫忘莫失。

可是,很长时间以来,却有一个庞大的群体被遗忘、误解、丢弃、回避。

(十)

是的,战俘。

樊建川说,在写作《抗俘》一书时,多次头埋在桌子上写不下去。

也请原谅我,用一个不短的篇幅写下他们。

在樊建川高价买下的荻岛静夫日记中,清楚记下这样一幕:傍晚,我们使用了掷弹筒之后,队长带领着我们拿刀把数个俘虏作为试刀的对象,一个个杀掉。

那个血腥傍晚的杀戮,数个?多少个?抗战十四年,多少个?不知道,没有人知道。

这是一个被淡忘多年的群体。

他们也曾戎衣带血,死地逃生,但他们绝大部分未留下名字,甚至没有留下一个抽象的数字。

让人沉痛的不止于此。

樊建川说,他们身受三重痛苦: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;我方的沉重鄙视和入骨误解;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。

三重苦难,一重沉于一重,如影相随,让战俘生不如死,死亦永沉深海。

樊建川想为面容模糊、失语已久的他们留下纪念。他为此四方奔走,一趟趟跑到日本,买下所有能买到的战俘照片,建成这世上唯一的一座:不屈战俘馆。

博物馆粗粝苍凉,全部用钢铁和水泥造成,墙上的痕迹、泥巴、铁钉原封未动,如同那些鲜为人知的冰冷而生硬的记忆。

展馆的照片中有我们熟悉的面容:蔡公时、赵一曼(曾两次被俘)、方先觉、谢晋元等。还有无数不知名的战俘,他们有的低眉垂手,或是以手以帽遮脸,有的昂首挺胸者,怒目圆睁,更多的是如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,失魂落魄,面容呆滞。

这是从尸山血海的惨烈中,一寸寸山河沦陷的惨痛中活下来,却不知还能活多久怎样活的脸,最茫然无助的,压抑破碎的脸。樊建川说,我真想和他们站在一起,在凄风冷雨中一同承受这屈辱和痛苦。

最不忍也最让人感慨的是孩子的面容。

一个叫季万芳的孩子,全身凛然之气,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势,笔挺笔挺的面对着日军。

最小的一个战俘,十岁。

第一次长沙会战,一队日军攻下一个村庄,结果发现对手是三个孩子,十岁的小战俘挺胸与日本军官静静对视着,日本军官纳罕的表情里甚至看得出一丝惊慌失措。

也有看起来很狼狈的面容。

一个战俘捧着器具埋头吞咽,吃相难看,众鬼子嬉笑围观。可是记者的注释告诉我们,他坚持战斗十天未沾水米,最后落入敌手死也要做个饱死鬼。

樊建川在微博中贴过这张照片,并说:“军爷,抬头,我要记住您的脸”。

……

当然,还有女性,她们被俘后的命运让人不忍多想。

然而,成本华却在微笑。

在安徽和县,成本华被日军俘虏,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她留下的是这样的照片,她身后,是一群抽着烟,拿着刺刀嬉笑的日本兵,他们随时都可以杀了她,蹂躏她,可她在笑。

她报臂站在他们面前,微笑,是那种不屑的笑,来去自如的笑,坦然无惧的笑。像是全然不知身处何境,像是,她才是个胜利者。

樊建川说,我觉得她是中国战俘中最典型的一个。一个民族的新生,需要用一种血液来浇灌,她使我们一直往前走,向上走。

亦还有生者。

2008年7月,樊建川资助五名幸存的战俘和劳工参观博物馆,其中有一名老人叫关德印。

关德印和父亲被抓去到日本做劳工时,8岁。

1943年夏天,父亲病重,为了身后儿子能有所托付,父亲给他认了一个干爹,可是一个多星期后干爹饿死,接着再认,又死,又认……,几十年之后,关德印都清晰记得,他是和第十二个干爹一起,用草席子把父亲已肿胀不成样子的尸体裹起来,扔进了大海,日本海。

他也还记得,小解时,一个病痛不堪的同胞向他爬过来,对他说:小兄弟,你尿到我口里吧,我还有老父,老母。

……

参观博物馆时,这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泪流不止,却始终沉默,那些沉痛的不堪回首的往事,不会忘,无法忘。

老兵耿谆也曾为一名战俘。

1944年春,在与日军血战洛阳时,耿谆多处受伤,醒来,已成俘虏。

几个月后,他被押往日本秋田县的鹿岛公司花冈作业场。这里的冬天异常寒冷,积雪长久不化,他们每人只有一件单军衣,脚上只穿双草鞋,有的人脚指都冻掉。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,而日军给他们吃少得可怜的一点橡子面和苹果渣,生黑豆。

一名劳工因过度劳累掉队,日本人将其活活打死,用的是晒干的公牛生殖器做成的鞭子。

这种难忍的耻辱让耿谆们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迸发,1945年6月30日,他挺身而出,率领700余名中国劳工,发动了震惊世界的“花冈暴动”,这场暴动被誉为“中国人民在日本本土打响的唯一一次抗日战争”。

“花冈暴动”遭到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,耿谆被捕入狱,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。由于日本很快战败投降,耿谆才得以回国。

漫长的岁月里,他都无法忘记那些悲惨死去的战友和每一个屈辱的日子。1987年以后的11年间,耿谆和幸存的战友七渡重洋,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请求,要求日本鹿岛公司谢罪、赔偿和建立劳工纪念馆。

但一直到2000年11月,鹿岛公司才拿出5亿日元。还申明这笔钱为捐款,而不含有补偿、赔偿的性质。耿谆对此发出严正声明,拒绝领取鹿岛“捐出”的发放金。

在建川博物馆有耿谆的两副手书,其实一幅写着“知耻永生”。

这该是所有战俘的心声。

樊建川说,我知道,国难当头,他们也慷慨从军,拿起了枪和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,但技不如人,火力不如人,兵力不如人,他们弹尽粮绝,伤痕累累,最后才迫不得已做了俘虏。

他说,他们都是壮士、烈士。对他们的尊重就是对人,对生命的尊重。

在战俘馆曲折的回廊里,有50多万张战俘的照片和图片,那些飘零异乡的哀魂,至死,死后多年都不得正视的,纪念的哀魂终得安慰。

战俘的出口处,有一池清水,默默映照着天上日月星辰。

英雄,何论出处与归处?每一个为我们今日安康幸福付出过牺牲过的人,都是穹苍上的一道星光。

越往上走,脚步愈加沉重

(十一)

不仅仅是这些,占地500亩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中还有文革馆、知青馆、汶川地震馆(猪坚强还在这里坚强地活着)、改革开放馆、......在无数的日记、书信、档案、判决、遗嘱中,其后都曾有一个生命的挣扎、迷惘和苦难,奋争和荣光,都是共和国走过路。

为了这些馆,这些年来,他承受了无数误解、波折,他进茂林,上雪山,去一个个城市、村庄,一趟趟飞往日本、美国、缅甸、台湾......

他全年无休,现在还用香皂洗头,他生活极其简朴,他卖了商铺,卖了办公大楼、卖了加油站,把所有资产全都砸进去,还不够,他卖字卖唱片,一幅字一万,他就说就这么不要脸了。

他有宏愿,一个近乎疯狂的宏愿:他已建成28个馆,他说目标是100馆。

他有执念,一个了不起的执念。

樊建川说:为了未来,收藏教训;为了和平,收藏战争;为了传承,收藏民俗。

他已双鬓胡须全白,但仍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。

停不下来,无法停下来。

很多殉国者的热泪和鲜血,都已飘散在历史烟尘中,他要拯救。从民族之泪之奋斗中淬炼出来的清明高洁之声,他要留住。

樊建川的很多衣服上都刻着“精忠报国”四个字

他说,也许要有一辈子的疯狂和野心,才能成就终身的良心。

此心可鉴,他已下遗嘱,身后将博物馆全部捐献国家。

启功为他写过一幅字,红底金粉,一个大大“寿”。

是的,樊先生,请您的一辈子,要很长很长。

谨以此文

致敬在这片土地所有牺牲、奋斗的先辈

也谨以此文

致敬,樊建川先生

亦深信

这片土地所特有的慷慨悲壮

会如苍茫群山,永远不灭不朽

这片土地所浸润的血泪与荣光

亦会与生生不息的蓊郁草木

同呼同嘘

作者 | 樊晓敏

图片 | 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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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四川建川博物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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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博物馆地址: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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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重庆建川博物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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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5.12抗震救灾纪念馆

    开放时间:9:00~17:30
    联系电话:028-88318000‬
    博物馆地址: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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